世界石油市場正在經歷一些變化。盡管這些變化在當前來看仍比較微妙，但在長期將會對全球石油市場格局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世界石油市場正在經歷一些變化。盡管這些變化在當前來看仍比較微妙，但在長期將會對全球石油市場格局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變化之一：從供不應求到產能相對過剩
石油市場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市場。首先，開采和運輸受地緣政治影響較大，甚至地球上可供開采的石油儲量本身也在隨著技術的發展而變化，因而石油供給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其次，石油需求與宏觀經濟波動密切相關，同時也受可替代能源的影響。
再次，除了實物現貨市場外，還存在一個包括期貨、期權等衍生產品在內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與實物市場相互作用進一步加劇了石油市場的復雜程度。供需的不確定和金融交易行為使得國際石油價格始終處于波動狀態。
研究發現，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環境的不同，在影響國際油價的諸多因素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因素是有所不同的。
簡單地概括起來：2000年之前，特別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供給側因素是影響石油價格的主要因素。
哈伯特提出的“石油峰值理論”認為，石油作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其產量會在某一時點達到高峰，然后必然會下降。
他在1953年曾預測美國本土的石油產量降在1970年前后達到峰值，一度引起市場恐慌。
在此之后的很長時間里，盡管關于峰值的預測有過多個版本、分歧較大，但石油峰值理論始終是人們理解石油市場、制定石油政策的基礎性理論。
在這一時期，OPEC作為“卡特爾”具有極強的市場勢力，動輒就能通過供給側的限制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其間以1973年和1978年的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最為深遠。
進入21世紀之后，在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的帶動下，需求側因素對石油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受到重視。
大量研究表明，需求側因素對石油價格的影響開始超過了供給側因素。
與此同時，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交易行為對于短期油價的影響也越來越不容忽視。大量機構投資者運用石油期貨交易來對沖股票等其他市場的投資風險。
事實表明，這些金融交易存在明顯的羊群效應、反饋交易等非理性交易行為，并加劇了石油價格的波動。
在旺盛需求和金融交易的共同推動下，石油價格從2000年的30美元/桶一路上升到了2008年7月金融危機之前的144美元/桶。在此期間，各產油國也爭相增加投資、開足馬力擴大產能。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開始低迷，石油需求增速放緩。加之頁巖氣革命使得美國等地區的石油產量大幅擴張，石油市場進入了供大于求的態勢，一直以來的賣方市場有向買方市場過渡的傾向。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預測，2015年世界石油需求為9418萬桶/天，減去OPEC之外的供給后，凈需求比OPEC的產能要少538萬桶/天。
由于未來幾年需求的增長將持續低于產能的增長，這一數字到2019年會擴大到605萬桶/天。
變化之二：曾經最重要國際買方基本實現自給自足
頁巖氣革命會增加石油供給，但總量上的影響只是一方面，更關鍵的影響在于它將扭轉長期以來形成的石油國際貿易格局。
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的中東戰略很大程度上是圍繞石油展開的。
它一方面采取各種措施擴大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另一方面，采取各種嘗試謀求減小對中東石油的依賴。
這兩個策略可以稱之為美國能源戰略的“雙股劍”，從尼克松、福特，到卡特、里根，再到小布什，盡管民主黨和共和黨分歧不斷、每位總統的施政理念也不盡相同。
但在尋求能源獨立上卻是一致的，歷屆政府都試圖加大研發投入，希望有朝一日減小對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稱其為“能源獨立運動”并不為過。
奧巴馬上任后，恰逢頁巖氣革命方興未艾的時期，更是常常鼓吹能源獨立的口號。
美國過去一直是國際石油市場上最大的買家，一旦基本實現石油自給自足，那么它參與國際貿易的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原有的國際貿易格局也將被打破，賣家需要搜尋匹配新的買家。另外，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也勢必會發生轉向。
事實上，近年來，美國政府在伊朗核談問題上態度發生明顯轉變，其背后自然有奧巴馬總統希望在任期結束前積累政治遺產的原因，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大大降低。
未來美國的中東戰略很可能由之前一邊倒地親沙特，逐步轉向均衡沙特和伊朗勢力。
變化之三：OPEC“卡特爾”趨向松散
從國家層面而言，世界原油市場是一個“雙層寡頭市場”。2013年，OPEC、俄羅斯、美國分別占到世界原油產量的42.1%、12.9%、10.8%，這是寡頭市場的第一層;OPEC內部的12個成員國構成了寡頭市場的第二層。
OPEC成員國中份額較大的有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聯酋、伊拉克等國家，占世界原油產量的的份額分別為13.1%、4%、4%、3.7%。
OPEC是一個典型的“卡特爾”組織，其成員國擁有的探明石油儲量占到全球總儲量的71.9%，是石油市場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其內部也并不是鐵板一塊的。
當油價高漲時，OPEC的市場勢力很強，各成員國的安全邊際都比較高，因而內部協調相對容易。
而在油價低迷時，OPEC的市場勢力會減弱，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就會不斷凸顯，協調產量會變得困難。
在OPEC內部，沙特阿拉伯話語權最強。正如筆者此前提到的，去年以來沙特希望引導OPEC通過維持產量放任油價下跌，從而擠出新進入的生產者。
但由于不同產油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和采油成本具有異質性，其成員國不見得完全贊同OPEC的做法。
另外，擠出戰略即便在短期能取得一定成果，但注定是難以長期有效的——只要頁巖油氣的開采還在繼續，技術和投資設備的相對價格在長期就會逐漸下降，從而降低頁巖油氣的開采成本。這是經濟學的基本規律。
另外，如果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由一邊倒轉為均衡策略，伊朗核談取得實質性進展，那么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矛盾將會使得OPEC內部的協調更為困難。
在極端情況下，不排除OPEC名存實亡甚至出現分裂的可能。今年3月份開始的也門戰事不斷擴大，從側面印證了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力量和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力量的糾葛隨時可能加劇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沖突。
上述三點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未來世界石油市場版圖，集中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供需關系的轉變將使國際油價失去大幅上漲的動力。2014年6月之后，布倫特油價從115美元/桶的一路跌至2015年1月的45美元/桶，WTI油價從107美元/桶跌至2015年1月的44美元/桶，跌幅均超過60%，可謂“腰斬”。
盡管今年2月以來有所收復，但繼續上漲乏力。整體來看，需求側因素成為影響油價的主導性因素。當然，不排除供給因素和金融交易行為可能帶來短期沖擊。
第二，國際石油貿易格局勢必出現調整。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降低，進口的積極性會下降，中國作為石油買家的地位更為重要，與沙特、俄羅斯以及其他產油國之間回旋的余地更大了。
這對中國而言整體上是好事，但也需要注意到背后潛藏的風險：
一是，美國在基本實現能源獨立后正在迅速調整其中東戰略;
二是，原有的“石油-美元循環”收縮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形成沖擊。這兩個風險點都不容小覷，我們需要及早研判、做出預案。
第三，關于石油定價權。在這一輪石油市場格局調整中，中國相對而言是處于上風的。
借助這一有利時機，中國應當力推人民幣在國際石油貿易中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
中俄石油貿易中嘗試使用人民幣以及即將推出上海期貨交易所原油期貨等都是必要的嘗試。
同時也必須看到，在宏觀層面，石油定價權事關國家利益，美國顯然不會輕易做出讓步;
在微觀層面，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對參與國際原油市場還比較缺乏經驗;因而這一過程將是漫長的，難免出現波折。
推廣人民幣的石油定價權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與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密切相關。
現在最大的障礙在于如何建立起順暢的“石油-人民幣循環”機制——如果沒有足夠的可供國際投資者投資的高質量、高流動性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那么“石油-人民幣循環”就只能依賴于貿易渠道，人民幣在石油貿易中的使用也會因此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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